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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日本东北大学电影学博士后张竑,关于日本电影及中日电影交流史,问我吧!
关于伯格曼对家庭的态度，斯蒂格表示，伯格曼六十岁的时候，他的8个孩子都来到法罗岛上为他庆生，但那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英格莉·冯·罗森（Ingrid von Rosen）召集的，而非伯格曼本人授意。“他死之前的五年完全停止了所有的工作，一个人生活在法罗岛上，只有周六下午一点到三点会和最亲密的朋友通个电话聊一下；如果你在三点之后给他打电话，就只能听到留言，而他想回电话才会回，不然你就只能等下周六再打。有人问他，难道不思念你过去的一切吗？他的回答总是：‘我在岛上唯一思念的就是我的演员。’他的一些孩子就说，‘你怎么能只想念你的演员呢？为什么不想念你的孩子呢？’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伯格曼，演员或者同事对伯格曼来说，比家人和孩子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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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小帅抛出的伯格曼是否爱喝酒的问题，本特也给予明确的回复：“不喝，但是他是一个烟鬼，每天吸3包香烟。他的场景设计师曾告诉我们，有一天伯格曼的母亲给他去送食物，他当时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小公寓里，他母亲开门之后发现大股浓烟一下子冒出来，好像着火一样，那其实是他抽烟抽的。”
本次论坛由沪上知名影评人孙孟晋担任总策划及主持人，与会的国内文化届嘉宾包括曾执导《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左右》、《闯入者》等作品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王小帅和以《坏话一条街》、“闲人三部曲”（《鸟人》《鱼人》《棋人》）等作品闻名戏剧届的著名编导过士行。此外，还有两位与伯格曼相识几十年的瑞典电影专家原道而来，分别是创作了访谈录《伯格曼论伯格曼》（Bergman on Bergman）并拍摄了数部伯格曼纪录片的斯蒂格·比约克曼（Stig Björkman），以及用相机捕捉伯格曼在瑞典皇家剧院和片场剧照及工作照的摄影师本特·万塞留斯（Bengt Wanselius）。
“关于戏中那对夫妻的纠结，我曾经问过法国人怎么理解。结果对方说，他们是地中海人，也不太能理解。我感觉，戏里写的其实是伯格曼生活的一部分。个人的看法是伯格曼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两性之间的相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弱点。他说过一句话：在感情上我们都是文盲，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跟着感觉走的。这出戏恰恰是两个人脱离了文字契约的束缚，作为两个自由的人的一次情感回顾。”
“但另一方面，我发现伯格曼是一个伟大的剧作家。这在于伯格曼对人的认识相当透彻。《婚姻风景》并没有让你完全绝望，他写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我觉得伯格曼是一个先知，对两性如何相处的认识比我们早了半个世纪。他看到了婚姻是一把双刃剑，然后把情感与婚姻的各种可能性，通过一部戏剧全写出来了。我觉得在中国除了《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任何作品可以和伯格曼的剧作相比。”
而与伯格曼有关的传说也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中止。“几年之前，瑞典有一篇文章报道，一个英国人买了伯格曼所有作品的DVD，从圣诞节开始看这些电影，然后到了新年的时候，这个人就自杀了。”即便有如此致郁的故事，伯格曼的作品仍旧是瑞典节庆日的保留节目。时至今日，每年圣诞节放映一遍4.5个小时片长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已经成了瑞典的传统。
斯蒂格·比约克曼最初因创作访谈录《伯格曼论伯格曼》而与伯格曼相识。此后，他又拍摄了《英格玛·伯格曼》、《伯格曼的世界》、《乐园影像》、《……但是电影是我的情人》、《芬妮、亚历山大和我》等多部聚焦伯格曼幕后工作或私人感情生活的纪录片。
今年是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诞辰百年，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了各式活动，以表纪念。远在东方的上海，虽与伯格曼的故乡瑞典相隔千山万水，却因为这次“百年”契机，与他的距离变得格外之近。继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伯格曼主题影展，以及上月闭幕的“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艺术与时尚”展览后，一场名为“魔灯永在——纪念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诞辰100周年”的论坛于日前压轴登场，将持续大半年的缅怀伯格曼的系列活动推向高潮。
过士行执导的《婚姻风景》此前在北京鼓楼西剧场演出，之后将辗转云南昆明等地巡演。他提到，在观看演出之后，观众中发生了三起分手事件令他对伯格曼作品超越时代的魅力感触颇深。“有一对演员夫妻，看完就决定分手了。还有一个教授，连夜看了舞台合成，回去就跟妻子谈了这出戏，还跟妻子说，‘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后来两个人就分手了。我们演到第三场的时候，他还把他的前妻带来了，她跟我们说，幸亏有伯格曼的这部戏，他们两人才有勇气把问题摊开来谈。还有一个诗人和一个导演，是一对情侣。在看戏的过程中，他们就要干架了。因为男诗人觉得主人公约翰的台词特别解气，把他的痛苦全说出来，就表现得很得意，坐在傍边的女导演就瞪他，问他这么残酷的事怎么能笑得出来。看完出来，他们就在剧场外骂起来了，然后就分手了。所以，我觉得伯格曼的戏是人类共通的东西，在我们中国同样打动了很多人，也打散了很多人。但是这出戏有一个结尾，就是已经分手的两人又碰到了一起。据说，瑞典当时因为看了这部戏去离婚的人很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看完之后去复婚的。”
和王小帅一样，戏剧编剧、导演过士行看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恰恰也是《野草莓》，并且是在电影院里看的，因此让他印象格外深刻。不过，他真正与伯格曼结缘还是在多年之后，其中包含了一段长达十年的等待。
由于拍摄纪录片的关系，斯蒂格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伯格曼在拍电影过程中的状态，给他带来最大触动和启发的就是伯格曼的工作方式。“因为我本人没有上过电影学院，跟随他拍片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可以看到他怎样拍摄电影。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他做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在片场，是这样；在剧院，同样如此。他的目标总是非常明确，在很早的时候就会告诉他的同事——不管是演员、摄影师，还是剧组其他工作人员——这部戏应该是怎样的，整个流程如何。他把一切都安排得非常有序。”
“当时我想排一部两个人演的话剧，在翻看一套台湾出版的丛书时看到了伯格曼的一部叫《婚姻风景》（即《婚姻生活》）的剧作。当我读到夫妻两人在议论打胎的时候，感受到人物内心活动的复杂性，立刻就被征服了。我很想把它搬上舞台，但是瑞典使馆的人告诉我这部戏的版权已经卖给了上海，由赵立新主演。于是，我等了十年，终于才联系到版权，就把这出戏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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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他一年的时间里要排两三部戏，夏天的时候还要拍电影，所以必须把一切安排得当。不仅是工作，他的个人生活也是井井有条，对于饮食非常谨慎，究竟要吃什么很小心。所以，他本人的生活其实非常单调，除了夫人和情妇之外的话，总是围绕着工作。”
本特·万塞留斯自1984年担任瑞典皇家剧院的驻院摄影师起，就为伯格曼拍摄剧照。之后，还以照片记录他的两部电视电影（《萨拉邦德》和《本科特纳》）、两部由伯格曼编剧的电影（《善意的背叛》和《私人对话》）的制作过程。此外，他编辑的摄影传记《导演伯格曼》收录了1000多张照片，包括伯格曼所有的电影剧照、在片场和戏院以及私人生活中的珍贵影像。
虽然王小帅导演笑称他来这次的论坛只想当个捧哏，主要是听听两位瑞典来客的发言，但他本人的经历其实是“伯格曼在中国”的难得的典型样本。作为198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的学子，他或许是中国有幸一睹伯格曼电影的首批观众之一。而他对于伯格曼电影认识的转变，也印证着电影大师对中国电影人的启蒙意义。
“后来读了他的自传《魔灯》，我几乎又看了一遍他的电影，印象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发现年轻时候看不懂的电影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包括大家都觉得特别难懂的《第七封印》，再去看就感觉伯格曼的叙述技巧、他对时代的批判和反射非常简单，最后几个人在山坡上舞蹈就是对死亡的嘲笑，那其实是一个很大团圆的结局。有人说伯格曼阴郁，那是一个误会。相反，看到《婚姻生活》、《秋日奏鸣曲》才发现他内心对爱、对家庭和婚姻非常看重。他在1973年拍的《婚姻生活》从夫妻两人的互相折磨切入，当时我们国家还在‘文革’中，但现在就会发现其实大家走过的婚姻生活和电影里是一样的。这一点就是老伯格曼很厉害的地方。但最初我们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能看到伯格曼的电影，有种优越感，其实都白优越了。对我来说，伯格曼不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顶礼膜拜的导演，而是有一个过去看不懂，现在回过头去看才明了他是真正大师的认识过程。”
在现场，本特一一展示了他所编辑的摄影传记《导演伯格曼》里各种有趣的剧照及照片。其中有一张来自《第七封印》的非常有名的剧照。画面上，一群人手拉手在山丘上起舞。“当时，这部电影都已经完成拍摄了，有人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场景。当时导演已经离开了，于是摄像师、木工和临时的演员就自行补拍了这个场景。我在全瑞典宣传这部摄影集期间，在南部城市马尔默，我向一位书店老板推荐了这本书。当我展示这张照片的时候，那位书店老板说，中间最高的那个人是猫王。我立刻就惊讶了。我听说过那段时间他在德国服兵役，但还是觉得不太可能。他说那时在周末，猫王正好来瑞典旅行。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关于伯格曼有各种各样的神奇传说。”
众所周知，伯格曼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他一生在舞台与银幕的一体两面长袖善舞，排演过170多部戏剧，执导了70多部电影。要认识和了解一个完全的伯格曼实属不易。而此次论坛上这四位嘉宾的组合颇具巧心。可以说，他们各自熟悉的领域拼接在一起，恰恰涵盖了伯格曼创作的方方面面。再加上东与西，疏与近的两相对照，更令种种话题脱离伯格曼作品常予人的深奥难懂的刻板印象。不论是伯格曼的迷影者，还是对他仅有些许耳闻的普通观众，都能通过他们四人的侃侃而谈，与这位电影大师走得再近一些。
至于伯格曼的政治立场，本特也解惑道：“伯格曼可以说是中立，他处在一个灰色区域，不是特别右也不是特别左。一定要说的话，他还是偏左一点，他的作品会涉及到一些社会民主的问题，但他对政治并不热衷。在他因为逃税的问题进了监狱之后，就彻底不谈政治了。”
“当时电影学院是比较特殊的场合。在别人还看不到什么电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资料馆和图书馆里，通过书本读电影史，通过文字看电影，这是一段特殊而享受的时光。我看的第一部伯格曼电影是《野草莓》，等看到《芬妮与亚历山大》，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最初看的都是他的黑白片，比如《假面》就是在我们学校资料馆里看的。当时就觉得这部电影的画面怎么都是白白的，还想是不是画面的质量不太好；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黑白片处理的效果，特别影像化，伯格曼那些纯影像化的表现方式是很吓人的。但我们那个时候的印象，包括可能在座很多人看他的电影就像做梦一样，有时候感觉很晦涩。我们当时只是人云亦云，把他的电影当圣经。还老有一些人假装看懂了，说很好，我们也就假装说很好，实际上看得稀里糊涂。因为我们这些刚开始学电影的人，整个镜头感还跟不上，不可能一下子就看懂，毕竟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打仗的电影，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可伯格曼电影里的好人坏人分不清楚。这就是真正大师的电影带给初学者的醍醐灌顶的印象。”
本特口中的伯格曼好似一个传奇，他的身上蕴藏着挖掘不尽的故事，比如他与三岛由纪夫的一段交集。“在伯格曼的戏剧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由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的《萨德侯爵夫人》。伯格曼在1960年代将这部戏搬上舞台，一次演出后，有一个亚洲人跑去找他，但当时伯格曼正在忙，没能跟他说上话。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人就是三岛由纪夫。他们两人再没有直接的交流，都是通过书信联系。后来，这出戏在东京也上演了，三岛的夫人和两个孩子还去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