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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更专注于当代艺术，2006年秦思源去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llen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在美术馆工作经验的他成为了副馆长。他觉得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在尤伦斯里，他负责团队的建设、制定展览计划，压力很大，尤其是每当等待拿展览批文的时候，他会感到愈发的紧张和迷茫。从尤伦斯出来后，秦思源觉得该给自己留些闲暇的时间了，就开始在家休息，直到这次“上海当代”的主办方来邀他做艺术总监。
2008年，合伙人皮埃尔·于贝尔的退出更是令人忧心“上海当代”的命运。2009年，这个曾有打造亚太顶级当代艺术博览会梦想的大型艺术展事，背负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沉重，以及过去两年中的种种磕磕绊绊，将以何种形式寻求突破？“主办方从长远考虑，需要更了解中国国情、做事方式和语言文化的人，架起西方艺术界和中国的桥梁。”中英混血，说得一口北京土话的秦思源，或许就是答案。
秦思源解脱了，再也不用为了人际关系而焦头烂额。没有合适的乐手，也不愿意在圈子里乱混浪费时间，他又回到英国继续读书，并且选择了最具有挑衅性的古汉语来学习。问及个人最喜欢的作家，秦思源说是庄子，“庄子离那种道德的、说教的哲学比较远，而更接近西方哲学，与人的存在的不可解释性更加接近”。
2002年，秦思源被英国大使馆文化处选中，担任艺术总监。这段时间，他策划了许多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都市发声（Sound and the City）》项目。秦思源选定了英国艺术家、策展人大卫·托普（David Toop）来做这个项目，还邀请到了著名的音乐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参与，同时，他选择了北京的声音艺术家、文化批评家颜峻作为合作对象，共同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探索、记录我们生活中的声音环境。秦思源认为，《都市发声》“不是一个抽象的实验的艺术行为，而是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项目记录的是“被习惯用视觉观察事物的人们所忽略掉的那些正在消逝的声音”。项目从北京扩展到了上海、重庆、广州等地，这个活动持续了一年，成为英国使馆文化处做项目的一个典范，但秦思源对此也有警惕，“如果这个方式变成模板，也就不好玩了”。
电影生涯结束后，由于国籍问题，再加上不想把一生全都献给武术，秦思源决定回国去上中学。
中国时间，给秦思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和周围小孩们一起斗蛐蛐、砍沙包、堆土堆的玩闹生活，与英国孩子踢足球、扮牛仔玩、塑料枪打仗完全不同。在玩的过程中，秦思源的中文水平也进步神速，只用了五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土话了。
一件本属于家庭内部的事务变得颇为公众化还有点政治化，年轻的秦思源对这种文化与世情之间的纠结产生了兴趣，他决定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并选择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1990年，秦思源的外祖母凌叔华在英国病危，需要送回北京护理并准备后事。凌叔华是“五四时期”风头甚劲的女作家，曾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称“文坛三才女”，她的丈夫正是当年鲁迅的第一个论敌、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这样著名的人物落叶归根，引来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插手为她主办丧事。对于凌叔华的后代来说，连在葬礼上究竟应该邀请谁不邀请谁，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由于没有考试上的压力，秦思源上午学文化课，下午练武术，过着半玩半学的生活。练了一年武术后，他取得了北京市全能第二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常人可能需要练五六年才能得到。于是，秦思源被认为是一株好苗，教练开始让他拼命练功，他的生活逐渐变得艰苦起来，练武也“从小孩子随便玩玩，变成了一件什么‘事儿’，性质完全不一样了”。三年之后，教练将秦思源推荐给《少林小子》电影剧组，所以在他非正式的个人简历里还有了一年的电影演员生涯。
在大英图书馆，他的工作是把图书馆里的资料整理归类，提供给学者，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与此同时，秦思源也开始做一些相关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他开始被人邀请做讲座，也曾被邀请出书，事业发展得很顺利，但他又觉得有些不对头，“不对劲了，有人把我太当回事了”。
机缘巧合，一个亲戚出于做展览的需要，带上喜欢摄像的秦思源去圆明园画家村拍资料，他由此认识了许多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状态特别自然，特别容易交流,也了解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说，秦思源在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是中国艺术家。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个学期之后，“完全完全完全地受不了了，完全完全完全地不能忍受了”，秦思源连用了六个“完全”，脸上是一副不堪回首的表情。第二学期，他退学了，承认自己跟数学没有缘分，也承认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傻。他明白还是要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许多孩子都面临着这个问题”。让秦思源印象深刻的是他退学回家的那一天，父亲对他说的话：“我觉得你撑到现在已经不错了，我早就预料到你会退学的。”
对于在这些年间，不断地进行身份上的转换，秦思源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自己数次的迷失状态“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做的事情，但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我只不过是折腾了许多年，才明白适合自己的是什么”。文/马加 摄影/韩旭
1998年到2002年间，秦思源进入大英图书馆国际敦煌学项目组进行敦煌学研究。据说，当时的大英图书馆想要招聘一名熟悉中国文化的管理人员，要求是能讲中文，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面试时，秦思源流利的汉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令招聘人员惊讶不已，他理所当然地被聘用了。
回到英国，秦思源已经落下许多功课，他在加倍努力的同时，却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孩子。“那是一种迷失状态。回到英国后，我对周围的什么都熟悉，但对什么都不适应，人已经完全乱套了。”
等到适应了生活环境，他又面临人生的抉择：选择一个专业。迷茫的秦思源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虽然对音乐有兴趣，但那只能作为一种爱好吧？所以，他决定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思维，“就是想以后要好好上班，不要胡思乱想，当个没有野心的老实人”。那正是电脑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按照他自定的逻辑：学好电脑应该好找工作，于是他考上了爱丁堡大学电脑系，该系曾在世界排名第三，他算是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生。
有几个朋友想组个乐队缺鼓手，因为谎称自己会打鼓，秦思源的音乐生涯开始了。在这支无名乐队里，秦思源学会了写歌，开始唱歌，此后组建了“穴位”乐队，他担任主唱。“穴位”乐队，更像是一个实验摇滚乐队，带有一定的先锋性，用秦思源自己的话说，“不是那种为了摇滚而摇滚的乐队”，还一度得到了崔健的赏识。
2007年，“上海当代”第一次在国内亮相，凭借国际展会“巨头”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集团的背景，以及艺博会超人洛伦佐·A·鲁道夫赫赫之名，立刻引发了一场有关京沪展会之争的热议。
“我都快30岁的人了，还在来回变，从一个摇滚乐手变成大英图书馆研究员，这也太不靠谱了。”冷静地思考后，秦思源确定了自己的爱好：当代艺术。他从大英图书馆辞职，再次来到了中国。这时的他从零开始，回到了玩乐队时的创作状态，只不过，这次是创作视觉艺术。
秦思源，一个颇有学术背景但是从未做过艺博会、也少有艺术市场经验的策展人，何以担负如此重任？“上海当代”素有“新闻制造机”之称，这一次果然又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秦思源的父亲秦乃瑞是英国人，身为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而母亲陈小滢是中国人，在英国BBC电台工作。在来中国之前，秦思源不会中文，尽管父母跟中国文化都有一些关系。对此，他的解释是：“父母觉得我小时候没必要学中文，在英国说中文会有一些不自然，会把事情弄复杂。”在他8岁时，父母觉得学习中文的时机到了，于是母亲辞去工作，把他带到了北京。在朋友的介绍下，秦乃瑞认识了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校长。经过测试后，校长认可了他的素质，秦思源开始练习武术。年幼的他对于中国武术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只不过小时候看过李小龙的电影，”其实李小龙的电影跟中国武术也没什么关系，只是当时我长得比较弱小，就觉得练好功夫能打人，不受欺负。”秦思源诙谐地说。
但由于种种问题，乐队内部逐渐出现矛盾和分歧。当时有外国公司打算花20万美金为“穴位”制作专辑(在那年月这可算是天文数字)，由于意见不合，签约的事情不了了之，乐队也随之解散。这个维持了两年的乐队，惟一留下的是发表在《摇滚北京2》合辑里的一支单曲——《微不足道》。这样的实验、创造、分歧和分手，秦思源觉得特别能说明那个时期青年人的状态。
“我去中国练功夫了，回来打你丫的。”1979年，Colin Chinnery这样向他的英国同学们道别。这一去就是四年。从此他变成了秦思源，差点成为专业武术运动员，以后一直游走于东西方之间。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二年级的课程，需要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这是秦思源第二次来中国，这段旅程的目的，“是跟许多中国人交朋友”。他随后发现，交朋友这件事也并非如此简单，“那年月人的状态不是很自然，外国人基本没法子和当地人交朋友，倒是能跟卖拉面的、摊煎饼的套近乎，跟他们一起人会很放松，而学校里的中国人，要么抓着你不放练英语，要么声称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
